导语
我们的敬拜
亚伯拉罕 • 凯波尔以其在神学、政治、基督教文化等方面的著作闻名于世,他对敬拜的著述却鲜为人知。这实乃重大缺憾。因为,他对敬拜的论述影响深远,也是他的著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凯波尔在《我们的敬拜》中对敬拜的探讨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在他的时代,也有其他关于圣礼的(荷文)著作,但凯波尔所涉及的范畴无人能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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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文字节选自《我们的敬拜》“第一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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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拜仪式的混乱
对我们的敬拜加倍留心地检视,当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。多年来,教会在敬拜的话题上一直存在无休止的困惑。没有规则的礼仪已成常态,境况严重。由于我们的教会生活犹如刚离开旷野,所以已经有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礼仪的问题上,并且对可靠的指导原则的强烈需求已浮出水面。
对于那些认为混乱状态已经过去的人,他们要么不了解教会处境的实际情况,要么就是愚守妨碍礼仪真实本质的理念。故此,请容许我们就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新的思路。
在实践上,关于教会礼仪的问题都是零碎和独立的,因此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对统一思想的清晰洞见,以此统筹这些零碎的细节内容。
洗礼的改变
礼拜仪式的真实观念已经完全丧失,所以只能逐渐恢复,洗礼的仪文(Formulier)尤然。
在不久前,有主礼的牧者省略了洗礼仪文的某些部分,甚至全部,或者解体、缩短、增加、修改和篡改此仪文,以致内容变得拙劣,并使牧者自行探索改进之法。对于如此处理礼仪、甚至洗礼仪文的教会,许可自己如此行的牧者和容忍这一做法的会众,都缺乏了对礼仪的敏感性。
后来,这种情况出现了一个转折点。虽然许多父母对洗礼礼仪可能缺乏理解,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自己孩子的洗礼仪文缺乏上帝的真理。牧者在主礼时删减礼文,或以自己的感恩祷告代替,其实并未使父母感到不安。
可是,如果这些更改是出于对圣洗礼本身的疑问,或者是触及洗礼本质的诠释,他们就会感到震惊。这些更改触犯了上帝的真理,破坏了圣礼,同时也剥夺孩子或孩子父母应有之权利。
【尤其是贺曼 • 寇布吕格(Hermann Friedrich Kohlbrügge,1803–1875)博士提议,在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前,父母应事先咨询牧者是否会照常诵读仪文,或至少会诵读整篇仪文。他有力地引用了挪亚洪水和以色列过红海等不可忽略的洗礼的预表。毋庸置疑,寇布吕格博士的提议源自他对礼拜仪式的迫切比孩子的父母更甚。
长久以来,人们所面对的情况是,对洗礼仪文的处理方式有两类反对观点。有些人追随寇布吕格博士,整个仪文都要保持不变地在讲坛上诵读出来。另一方面,有些人跟随布雷克(Wilhelmus à Brakel,1635-1711)的方式,省略一些小的说明,就是感恩的部分被移除,一些描述重生过于严厉的词汇也被省略。但是他们断言,这些解释说明或提问并不会影响对真理的认信。】
这种对洗礼中礼仪专断的及时双重反抗,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牧者们渐渐放弃他们个人对洗礼仪文的拙劣更改,开始配合信徒父母对圣洗礼仪式的明确愿望。原有的礼仪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归古道,信徒们也以牧者有否充分善用洗礼仪文为标准,判断牧者的信仰正统性。
本书作者也经历过这些改变。在1863年开始就任牧职时,他并不晓得要效法前辈同工的榜样。在准备第一次主礼洗礼时,他用蓝色铅笔删掉了所有关于洗礼仪文的段落,然后在各处按己意更改。在那个年代,每个牧者都如此行,而他也随波逐流。
但是他的想法很快就改变了。由于当时要为莫尔(Willem Moll,1812-1879)的《教会历史》撰写数篇关于礼仪的文章,他要对此领域进行一些研究。这任务使他正视自己任意对待礼仪的错误,并且自那时起,【且在与寇布吕格博士接触后,推动他去理解整套洗礼仪文。借着寇布吕格博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】,他开始在各个圈子中推动对洗礼仪文的全面解读。他首先是通过早前的《先锋报》,然后是周日的《旌旗报》(Standaard),呼吁教会沿用未被更改的洗礼仪文,【从而将礼拜仪式的要求与教会的核心相连】。
在进入新世纪后,令人感恩的是,早前任意删改的行为至少已在新的归正教会中消失,而在洗礼中沿用整套【未修改的】仪文也已成为一个【普遍适用的】准则。
根据以上简要历史,我们首先要关注洗礼仪文的问题,因为在众教会中礼仪意识的复苏,是借着对洗礼仪文的使用开始的。尽管有许许多多的人仍对敬拜的任一部分都缺乏礼仪的敏感性,但是他们认为,在洗礼中,教会之为教会,有特定的权柄,牧者也不得僭越。虽然这一次的礼仪改革似乎毫无胜算,可是它成为重建礼仪体系的一个起点。
历史上教会决定礼拜仪式
制定所有礼仪的唯一正当原则,正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却尚未完全形成的家长的意识。这种意识从他们孩子洗礼的例子中可以看到,即:牧者在圣礼中并不能随意而行,而必须要尊重父母和孩子的权利。关于我们在信徒聚集中所实践的神圣敬拜的方式,教会应支配牧者,而不是牧者支配教会。这是所有礼拜仪式的根本概念。
一位演讲者、演说家或会议召集人可以租用场地,以他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,并他期望自己的听众可以接受的形式,发表演说、致辞或主领会议。毕竟,如果听众不满意,他们可以离开。
【一位听诊的医生可以自行决定行事的方式、检查身体、治疗、开药方。他的房子是他自己的,任何不愿意敲门的人,可以另觅他处。律师、公证人、校长、货店老板、办公室经理等都如此,因为他们都负责协调自己的工作、公司、办公室,没有人被逼去敲开他们的门。】
可是在改革宗教会,甚至在大部分属基督的教会,情况大不一样。只有在美国和荷兰本土的小型独立教会,才有这种自由支配的精神。在美国,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,通常是由一位牧者创立教会,吸引人来聚会,并倚靠奉献维持教会的运作。
事实上,这样的教会是一个由牧者运营的个体户,没有任何认信形式,也与其他教会毫无关联,她仅仅是以一位有才干的讲员为中心的聚会圈子。在荷兰本土,到处都有规模较小的类似现象,就是一位普通信徒领袖或处于困境中的牧者,单独租下一个大厅或购买一套房子,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聚会场地,用作主日敬拜。
【当然,在这些“教会”中,牧者就是一切。教会是他的事业,他的公司;一切都取决于他,他自行安排一切事务。在这样的教会中,没有人与教会有关系,所有不想去教会的人都可以离开。】
可是在真正的教会,就是可以追溯至耶路撒冷五旬节、历史悠久的信徒聚会,情况则完全不同。这样的一个教会植根于18个世纪之前。在那时,每一位牧者只在短暂的几年里完成他的圣职,随后继任者承接这一圣职。
如此说来,创立教会的不是这位牧者,因为教会早在他就任之前就存在了。牧者生于教会,并在教会中服侍,因此他必须尊重数世纪以来在教会中发展而成的传统。教会是信徒的聚集,敬拜必须要在那里进行,圣言的传讲和圣礼的执行也必须在那里完成。
【在原则上,这跟海盗和正规军队的军官之间的差异相仿。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,海盗行事都要自行承担风险,去想要去的地方,任意纵火,随处扎营。他无需向任何人负责,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。相比之下,正规军队的军官进入了已有的架构。他在军队中,依照军令而行;这军令比他的名字更重要。正因如此,一个绝对的要求就是,他的行动必须要遵守军队中的纪律。】
虽然那些单纯的信徒对敬拜的其他部分显得迟钝,但是对洗礼这个圣礼很敏锐。在成人洗礼时,他们可能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;但是在孩童洗礼时,他们被深深地触动。受洗的孩童还不晓得洗礼的意义,在他们里面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。
因此,主礼婴儿洗礼的牧者,应该在每次执行圣礼时,都沿用整套为婴儿洗礼而制定的仪文,绝不简化或篡改。因为洗礼不是父母的孩子与牧者之间的事情,而是孩子本身与他们的上帝之间的事情。
以上文字节选自《我们的敬拜》“第一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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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福临(Franklin Graha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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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波尔在《我们的敬拜》中对敬拜的探讨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在他的时代,也有其他关于圣礼的荷文著作,但凯波尔所涉及的范畴无人能及。他对教会敬拜的阐述细致入微,并在各个方面进行逐条梳理。读者在本书会发现一幅全然不同的牧者凯波尔肖像,有别于众多著作中呈现的公共神学家凯波尔的素描。
此中译本乃完全遵照荷文版,先由译者将英译本译成中文,再由编辑根据荷文版校对,补充被省略的内容,并纠正英译本中的错译和漏译,以求尽量贴近荷文版。期盼会让读者进一步地了解凯波尔的思想和荷兰新加尔文主义,从而跨越传统上只在公共神学议题上诉诸凯波尔的局限。凯波尔不只是公共神学家——他首先是教会的牧者。
作者简介
亚伯拉罕·凯波尔(Abraham Kuyper,1837-1920)是一位多产的神学家。他在阿姆斯特丹创立了自由大学,并在新加尔文主义的发展中举足轻重。此外,他也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,从1874年开始担任荷兰议会成员,并于1901年至1905年担任荷兰首相。他的生命是政治与宗教的交汇,写下许多用于公共神学发展的著作,以基督教的世界观,忠实地了解和参与于人文生活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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